引言

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环境中，跨境访问长期呈现出一种略显矛盾的状态。

一方面，国际出口带宽在持续扩容；另一方面，在晚高峰时段，跨境访问仍然频繁出现连接不稳定、吞吐下降、应用层卡顿等问题。同时，通过 traceroute 等工具观察到的路径，往往表现为明显的绕行，与直觉中的“最短路径”并不一致。

这些现象通常被简单归因于“国际出口不够用”，但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与更高的网络层级来看，它们更像是大型运营商在跨境网络治理中做出的结构性选择。

一、跨境网络的典型表现

在实际使用中，跨境网络通常呈现出以下特征：

• 非高峰时段体验相对稳定，高峰时段波动明显；
• RTT 数值并不异常，但应用层响应明显变慢；
• traceroute 显示路径跨省、跨区域，甚至出现反直觉的跳转。

这些现象表明，问题并不完全出在单一链路或单一节点上，而是与整体路径选择和承载结构密切相关。

二、BGP 与“绕路”的必然性

1. BGP 并不以性能最优为目标

跨境路径的选择主要由 BGP 决定。
BGP 的设计目标是自治系统之间的可达性和策略表达能力，而非端到端性能最优。

其决策依据主要包括：

• AS-PATH 长度
• Local Preference
• 路由策略与社区属性

RTT、丢包率、抖动等性能指标并不在协议的原生考量范围内。

因此，从协议层面看，路径“绕行”并不构成异常，而是策略约束下的自然结果。

2. 精细策略与自动收敛之间的冲突

在多出口环境中，运营方通常会通过精细路由策略改善路径质量，例如为特定前缀指定出口或设置偏好。

这类策略在路径健康时可以带来更好的体验，但当路径出现性能退化而未完全中断时，BGP 并不会触发重新选路。

结果是系统进入一种状态：

• 路径仍然被视为可达；
• 实际性能已明显下降；
• 自动切换无法发生。

这种“半失效”状态在跨境网络中并不少见。

三、运营商规模与路径风格差异

1. 小规模网络的主动优化

在规模较小的网络中：

• 出口数量有限；
• 故障影响范围较小；
• 策略调整与回滚成本较低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通过精细策略尽量拉直路径，是一种常见且可接受的做法。

2. 大规模运营商的风险约束

全国级运营商面对的约束条件则完全不同：

• 单一策略可能影响大量用户；
• 同步性失败的代价极高；
• 外部网络的不确定性被显著放大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将大量流量集中到“看起来最优”的路径上，反而会增加系统性风险。

因此，大型运营商通常只在少数关键方向进行深度工程化，而在其余方向上保留路径的自然分散。

四、电信的路径工程化实践

1. 热点方向的工程化承载

在美西、欧洲核心节点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等方向，具有以下共同特征：

• 流量规模巨大；
• 目的地相对稳定；
• 对整体用户体验影响显著。

这些方向通常被纳入明确的承载体系中，例如固定或半固定路径、MPLS / SR Policy，以及独立的治理与调度域。

在这些区域，传统公网的表现已经接近专线级别。

2. 非热点方向的自然选路

对于流量分散、目的地不稳定、投入产出比低的方向：

• 不进行深度路径工程；
• 不编写复杂策略；
• 交由 BGP 在既定边界内自然选路。

因此，这类路径在可视化工具中往往显得“绕”，但整体系统更加稳健。

五、CN2、公网与统一承载的演进

1. CN2 的角色

CN2 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体现在更低的延迟或更高的带宽上，而在于：

• 更严格的 SLA；
• 更高优先级的故障处理；
• 更激进的路径工程手段。

同时，它也是路径治理方法论的重要验证环境。

2. 公网能力的下沉

随着工程经验的成熟，这些方法逐步应用到公网的热点方向，并通过统一的承载域进行治理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：

• 公网身份 ASN 仍然对外存在；
• 实际承载逐步集中到统一的内部体系；
• 路由身份与物理承载出现分离。

这并不意味着公网等同于高端线路，而是成熟工程能力的自然下沉。

六、骨干网络的黑箱化趋势

随着 MPLS、SR、隧道化承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：

• 中间节点不再响应 ICMP TTL；
• 交换节点在逻辑路径中不可见；
• traceroute 难以反映真实承载结构。

在这种架构下，traceroute 的角色发生转变：

• 不再用于解释完整路径；
• 而更适合用于发现异常延迟或丢包信号。

七、跨境网络体验评价方式的变化

在路径逐渐黑箱化的背景下，网络质量的评价标准也随之改变：

• 稳定性优于峰值速度；
• 长期 RTT 与丢包分布优于单次测试；
• 多服务、多目的地的一致性优于单一路径表现。

从结果来看，热点方向体验的改善并非偶然，而是长期治理策略演进的自然体现。

结论

跨境网络路径“经常绕路”并不必然意味着网络能力不足。
对于大规模网络而言，这种现象更多反映的是：

• 对同步性失败的规避；
• 对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克制；
• 对工程可治理性的优先选择。

从这一角度看，当下的跨境网络形态并非退化，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成熟、更加工程化的阶段。